甄士隐和贾雨村贾两人的对话，牵扯到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问题，以及科举制度，后文也有用到这方面的内容，我在这里展开，尽量简明扼要的讨论一次，以后就不再啰嗦。
人类群居生活产生了部落，能解决部落吃饭难题的人成为首领。人口不断繁衍，物质需求超过出居住地的承受能力，部落或者继续扩大地盘，或者迁徙，甚至分家。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部落不断增多，这时，部落当中能征善战者成为首领，这时首领的主要任务是带领部落抵御外敌，保住领地，其次才是发展生产，对抗灾害，改善生活。我认为部落时期的人才选拔是凭实力说话，谁能使部落强大，谁就是首领，就是人才。
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继续增多，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部落战争不断上演，小部落沦为奴隶并入大部落，实力相当的大部落融合，产生了部落联盟，又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国家。在部落联盟或者国家内，人口多了，人才就多了，人才如何分工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为了保证自己所在的集团继续发展壮大就有了传说中的“禅让”，主动让位给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传说中尧、舜、禹作为最高领袖都是禅让的，那么其它的职位可想而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部落战争结下了仇恨，战俘变成了奴隶，奴隶的后代仍然是奴隶，奴隶不断增多，集中管理难度加大，奴隶就被分配给部落里的每位成员分别进行管理，奴隶沦为私有。奴隶的生存状况差，奴隶主的生存条件则进一步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拥有较多奴隶的大奴隶主在部落联盟或者早期的国家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大禹治水的时候要调动很多奴隶，有了这样的基础，他儿子启才能“父死子继”。
夏启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已经强大到没有其他部落联盟能与之抗衡，他既然开创了“家天下”，就需要获得联盟内所有部落首领的支持，自己能“父死子继”，当然要拉拢其它部落首领也这么做，其它部落首领大多数不愿“禅让”，他们选择支持夏启提出的“世袭”。夏启把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与国家管理相结合，推动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继续发展。
王，受天之命以君临天下，被视为天之元子，所以称“天子”。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叫“宗子”，是王位继承者，是世袭的继承人，也称为世子。其余的儿子只能被封为诸侯，或留在王身边做卿、大夫、士。没当上王的诸侯、卿、大夫或士，其嫡长子是职位继承者。别的儿子，再往下一等分封。如此推演，祖宗是王的，后代也变成了平头百姓。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他种地都吃不饱，还要编草鞋、卖草席。
夏、商的人才选拔，不看能力，只看出身。如果陈胜当时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回答肯定是：“有种”。一个小孩生出来就注定他是不是人才，现在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在夏启建国的时候，确实起到了拉拢支持者，稳定社会的作用。“圈子里”的人永远是人才，永远是国家的管理者。可是日积月累不断分封，“圈子里”有的人不断降级，最终被排除到“圈子外”。被排除出来的人从“圈子里”带出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知识文化，在《我读红楼梦》的第六集跟大家讨论汉字的时候说过了。
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一旦出了“圈子”，就永远进不去了。社会底层有才能的人无法进入国家管理层，而在国家管理层的人又不必奋发有为，只要命好，就可以占着茅坑不拉屎，拉完屎仍然占着茅坑，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遇到了英明的王，就会适当的调整“世袭”制度，通过教育，培养选拔人才。
到西周时期，人才选拔机制进步了一些，已经把学校教育、人才选拔、官吏任用三个环节联系在一起。西周时期官办学校，教育对象主要还是具有“世卿”特权的贵族子弟，送他们进国学深造，培养才能，每隔一年进行考查，学业有成的基础上，进行选士，入选名单上报，审核德行才能，再确定提拔任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才质量和管理水平。
西周末年，几代昏君，穷兵黩武损耗国力，周天子打光了可以制衡诸侯的中央军事力量，诸侯开始坐大，周王室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效仿天子，为了培养本国人才纷纷开办学校，教育对象也不再局限于贵族，一些有能力的平民被吸收培养、选拔任用。被培养完没有获得任用的平民，有了知识文化就开办私学，这样又促进了教育的进步，私学逐渐兴起，继续扩大教育对象。
各国诸侯和公聊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广泛纳士，争相养士。士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地位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养士之风开始盛行，为当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秦孝公变法图强，任用商鞅，推行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当官进级。其二，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功爵制显示了勃勃生机，直到秦始皇横扫六合并吞九州，军功爵制都是秦国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相对于同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的养士之风更具优越性。
汉朝建立后，天下一统，国家逐步和平稳定，军功爵制和养士之风不适应人才选拔的需要，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开始实行选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起初是一种补充官员的用人制度，包括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方式，逐渐演变成了察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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